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近日在从事收藏拍卖的友人处得见一种庚子事变相关的长篇手札，写满宽幅稿纸三页，无上下款，全文四千四百余字，专记庚子事变始末，附纸三页，抄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至九月间上谕数条，并有若干批注。信札起首曰“再密布者”，正文内容从己亥（1899）秋冬之交“山东有团练演习义和拳”开始，对义和团转入直隶、进京后城内乱象、清廷谕旨宣战、兵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与西什库教堂、天津战守局势、全权大臣主持和议以及东三省、山西、河南等地义和团活动情况均有记述，所记约止于庚子（1900）七月中旬，其时天津已陷落，联军相继占领杨村、蔡村、河西务，向北京进逼，局势危迫，故有谓“今日又闻洋兵已驻蔡村，我军退至河西务矣。如此退让不遑，大约三数日之间，即可兵临城下，不识董军犹能背城借一否耳”。
庚子手札第一页。
庚子手札第二页。
庚子手札第三页。
据上可知，手札当作于庚子事变中。作者很可能为中下级京官，或在京候补者，其时身在北京，所记多系亲见亲闻，又与京中官绅有交往，因之较能了解清廷内情。手札内记庚子五月中旬义和团入京事：
十三、四日，即有人来说前门大街一带见有红洋布包头、红兜肚红脚带之人，手持白铁短刀一把，二三十个一班，来往街市，逢吃教者无论男妇老少，随意杀在当街，无人过问。教民之屋，无论市房住宅，任意焚烧拆毁，无人敢救，居人无不诧异。
十六日，弟在福州新馆请客，即亲见其人（指义和拳民——引者按）来往大街，已不下数百人之多。
同月二十五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京城局势骤变，手札实录当日情事：
谕旨宣战，遂有东交民巷之火矣。弟自团乱之起，绝无所动于中，惟二十五一夜，目不交睫，耳闻前门内之枪炮声，不啻一一在我头上打过，因念五舍弟在德国不知作何了局？疾首痛心，莫此为甚。
又记与“林彝书太史”在京晤谈时事。按“林彝书”，林开謩（1863—1937），号贻书，福建长乐人，同治帝师林天龄之子，林旭族兄，光绪乙未（1895）进士，翰林院编修，庚子年奉派甘肃副考官，以时局关系，乡试展期，中途被召回，谒两宫于西安行在，获简河南学政。结合“弟在福州新馆请客”等记载，据此，推测作者多半是福建人。
其“五舍弟”当时在德国。清廷宣战后，中外关系破裂，德国国内“民情汹汹，有与使馆为难之势”，“外部屡言，论情形不应再接待，虽无逐客令，已不以使臣相待”（《致铁路大臣盛[宣怀]电》《致南洋大臣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六月二十八日，《庚子海外纪事》卷一），压力之下，驻德公使吕海寰大不安于位。手札内记：“六月中，驻德国钦差吕海寰有电奏到京，谓德国于六月初八发兵四千来华，铁甲船四只，快船一只，矢破北京，为城下之盟，词甚悖逆，殊堪发指云云。又谓德国外部即于是日驱我使臣回国，吕公以下已于六月十二附船内渡矣，舍弟当可无伤，为之顿释远虑。”吕海寰实际回国已在次年（1901），但由上述信息，可推知作者之五弟应为吕海寰使德团队的随员，或当时在德办理采购外洋船炮的委员。
1910年左右的东交民巷。
手札内容信息量较大，且富于细节，显示作者对于事变前因后果有所了解。其记述“朝廷命刚中堂[刚毅]、赵大司寇[赵舒翘]先后赴涿”查办义和拳、京城拳民火烧大栅栏之老德记药房“以致延烧十余条大街小巷”，大学士刚毅“骑马带团往打西什库”，武卫军、甘军并义和拳民劫掠钱应溥、徐桐、孙家鼐、袁昶等“满汉官大宅门”不下二十家，黄思永、立山以“通洋”被拿捕下狱，总署大臣许景澄、袁昶“戮于西市”等情节，生动详明，纪实性很强，多可与其他庚子史料印证。如记某“山东僧人”“王姓老团”入京求见端郡王载漪，因之夤缘徐桐、崇绮而“传入天听”，从而为义和拳登堂入室、为上所用之先声：
先是春间，忽有山东僧人踵端王府门求见，自命忠义之士，愿大显法力，保清灭洋。（此种乱人无非见端王之子[溥儁]立为大阿哥，欲从此阶进，图意外之富贵耳。后有来一王姓老团，据人传说，即是前十余年在湖北滋事，涂朗轩制军[涂宗瀛，原任湖广总督]拿办在逃之王觉一也。试问此种人，岂是善良君子？）端王却未与见，该僧留话云：如王爷无论何时要见僧人，但朝东南三揖，口呼僧名三声，立时即可相见云云。于是端王[载漪]遂请徐中堂[徐桐]、崇公爷[崇绮]两师傅到府赴席，密告此僧之言，问前古法术之士是否可用。若彼时徐、崇二人片言阻止，早遏祸机，乃徐中堂因从前洋人打死他看宅之狗，并殴辱其应门之仆，挟此私嫌，恨洋人入骨，遂力为怂恿，以为天赐异人，不可错过。彼时端王如法三揖三呼，果有僧人立时款门来见（府中人无不习义和拳者，安知此僧非若辈预藏于府中左右，待人知会，即来者，然以欺此曹则可耳）。四人一谈，非常投机，遂将此事传入天听，三月初慈圣必欲往颐和园者，亦若辈欲便于见面商议此事耳（并闻人传说两老团均见过太后与皇上的）。四月中旬考差后，有人往谒徐中堂。徐中堂即说：候你们放差回来，不惟京城洋人一个不留，即中国亦可无洋人踪迹矣。彼时闻者皆不知何谓，不敢妄对。林彝书太史[林开謩]往见之前一日，即在弟处详述，问弟当如何对答。我彼时付之一笑，以为迂谈，亦不料其中有如此妙用也。即天津失后，徐老始悔恨，告人曰：我与文山（编者注：崇绮字文山）便是罪魁祸首矣。
清廷宣战后，董福祥甘军、虎神营等清军力量连同京城义和团“全力攻打”使馆区与西什库教堂，而竟相持不下，久攻未克。手札记录当时攻守两方各自战力以及战事发展态势：
东交民巷各使馆，归董军三十营全力攻打，彼保护之洋兵仅三百六十人，中国受雇之兵亦不过两千人。西华门内之西什库教堂，归端王[载漪]、庄王[载勋]所统带之义和团六万余人，分班攻打，彼保护之洋兵仅四十人，中国吃教者亦不过千数百人。所有各国使臣均聚于英馆之地窖，西什库亦有地窖藏身，故五月廿八、九等日，两处枪炮之声昼夜不绝，终不能制其死命。团民之死伤无数，不足计，而董营之所谓简练甘军死伤不下千数百人，其著名战将张姓、马姓、又某姓三营官、又十余哨官，悉尽于此役。其两处洋兵，死者不过十余人，伤者不过二十人，其余死伤虽多，仍中国人也。董宫保[董福祥]攻打一月之后，始悟攻坚为兵家所忌，始有悔意，嗟何及矣。然毕竟能悔，犹算有知识之士。
事变期间，京城秩序大乱，除了义和团活动的消极影响，清朝官军纪律约束不严、趁乱抢掠中饱，实亦难辞其咎。手札于此类情节一一载录，无所讳言：
京城前门内自棋盘街以东、海岱门[崇文门]内大街以西，除去几道衙门并府第，几乎烧得十不存一（钱密老[钱应溥]家新做之屋又复一炬，徐中堂家亦被人抢得一空，屋亦烧去），翰林院衙门却烧作白地矣。肃王府亦烧去一大半。风闻肃王府最为富足，自国初以来所有各庄进项，岁余数万金，悉存地窖，此次被武卫军暨甘军抢去不少。东四牌楼头条胡同起，至王府井胡同止，十余条胡同满汉官大宅门抢去不下二十家（惟二条胡同袁爽秋[袁昶]家弄了八个义和团把门，官兵竟不敢抢，不料后来又有奇祸也），孙中堂[孙家鼐]即在劫内，出来时连洗换褂裤俱无有也。东交民巷内各靴店悉数抢空，前门大街兵丁出卖缎靴（缎鞋每双五吊，布鞋每双二吊，至绸缎衣服等类，更不值钱，几乎无人要矣），无论是一双否，两只一两银子，无论金壳、银壳、铜壳表，用布袋装起，每二两银摸一个，却不准挑检抵换。顺治门[宣武门]内各故衣店，亦抢掠一空，遍地绸缀女衣垫路，并无人敢检者，可胜浩叹。
以上史事描述，可谓细节拉满，非亲历亲闻者不能道其详。如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袁昶住在东单二条胡同（原为翁同龢府第），其家宅“弄了八个义和团把门，官兵竟不敢抢”，未见于他处记载，似亦可供为袁昶其人与义和拳关系进一解。据《袁京卿日记》，六月二十日后“家口全行出顺治门，往校场五条胡同瓯馆[浙瓯会馆]暂住”。
手札对清廷高层政治动态也有反映，如记中枢内部荣、刚关系：
刚中堂[刚毅]亦有统带团民之责，并曾自己骑马带团往打西什库，被人一排枪打来，伤人无算，退后者将老刚挤下马来，几乎踹死，真可谓奇谈焉。连日荣中堂[荣禄]在军机处肆口痛骂，谓一班浑蛋，将事弄糟，此时叫我一人作难云云。礼王[世铎]在旁笑谓刚云：‘子良[刚毅]，你何不上法（编者注：拳民自称“神灵附体”为“上法”）打他？’刚自恨只病不死（时刚多病，不敢请假）。我亦不知如何了局。
此类文字颇具现场感。按同时期京官高枏也有类似记载：“荣、庆、端、澜意见尚不相合。贝子贝勒皆大哭，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城，乃哭昨日上谕之将拿团也……荣在内谩骂曰：‘这些王八旦，要把义和延入京，谓其能打洋人，闹得如许烂。’”（《高枏日记》，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庚子记事》，第146页）揆诸荣禄本人存录文字，也确有“诸王、贝勒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的私下抱怨。（《致奎俊札（一）》，庚子五月二十二日，《荣禄存札》，第405页）
袁昶及其庚子日记之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从作者观念而言，对义和拳持鲜明反对态度，直呼其为“拳匪”，对清廷“用拳抗洋”之举毫无信心，甚且嗤之以鼻。手札中记：
弟于六月十四日往城内拜客，路过端王府，见团民无数，齐集府前，所竖两大旗之字，殊堪一笑，一为“保清灭洋”，已是不可解之事，一为“替天行道”，真可谓不学无术者矣。此语若非亲见，人若告我，我必不信，亦不料此曹之无智慧，一至于此也。并有人亲见住红灯罩之处所竖大旗，尤可喷饭，如“穆桂英”、“刘金定”、“樊梨花”等，不一而足，试看他是何识见？大约此辈人胸中只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数部书耳，其余无非戏文搬演之经济[验]。然独有最要一语，却不记得，我又不解，无论何小说中，总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一言，竟忘却也。
至六月十八日，天津城被联军攻陷，直隶总督裕禄率败兵弃城而走，“一面退守北仓，一面即发令痛剿团民”，“曹姓团头[曹福田]率领余团仍逃回京”，作者由此感叹：“义和拳之伎俩亦可概见，妙在仍有人深信不疑也。”自清廷宣布“抚拳”政策后，山西巡抚毓贤响应积极，“自命为大刀会头目、义和团之首领”，在省内利用义和拳民攻击洋人，杀死省城太原“传教洋人男妇老幼六十余人”。作者即对此举大不以为然，表示“无论将来之启衅何如，即此种举动，真不知是何居心，真令人不解”。
山西巡抚毓贤。
1950年代初，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义和团》，序言中论到今世存留的义和团运动相关著述资料：
这些书的作者，大抵都是官僚、绅士、教徒，也有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义和团都怀着最大的敌意，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义和团都极尽诋毁、污蔑、诽谤乃至咒骂之能事……虽然如此，从这些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义和团虽然笨拙但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在最初怎样欺骗、利用农民，到后来又怎样懦怯动摇以至无耻地出卖农民，投降帝国主义。同时，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强盗怎样白昼杀人、当街放火，以及公开地奸淫、掳掠和偷盗等等的罪行。（1950年12月6日）
如果暂时抛开这一段话里面因囿于时代而附带的说教气味，取其史料解说的视点，那么，对于本文处理这一件函札史料的价值，也可作如是观。从政治立场看，如同翦先生所言的那类官绅，手札的作者对义和团确怀有一种“最大的敌意”。在他眼中，拳民之流“不学无术”“无智慧”，十足为“乱人”无疑，与写有《庚子日记》《辛丑日记》的翰林院编修华学澜、或撰著《庚子北京避难记》的兵部主事费德保一类人物相似，作者当时居住在北京，地位并非显要，所交往的也多半是京中一些中小官僚，而他对义和团运动的即时反应，却正可以代表那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意见。
更可注意的是，作者的批评触角由义和拳民进而移向清廷当局，对于朝廷昧于外交情势、轻率对外宣战的举动，也有严厉批评。手札中多处评论时局，且语涉上位者：
时局糜烂，一至于此，真可为痛哭痛恨。人人归咎于刚[毅]、赵[舒翘]二人引狼入室，构成大衅，而不知罪魁祸首固大有人在。
如此时势，当局者尚不励精国治，挽回危局，乃相与傲慢酣嬉，芸芸者复何恃耶？一叹！
总之，京城人无他能，惟造谣言是一绝技。
言辞犀利，不一而足。这通手札系作与亲近之人，故写信人吐露心腹，无所保留，信末特嘱：“匆匆布此，不及多谈。秘之秘之，万万不可与外人言也。”
手札别附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后上谕抄件数纸，上谕以正楷誊录，内容多有关于当年“拳党”一派人事任命及重要时事政策，部分谕旨另加有批注，字体与手札正文相同，系作者所添注。抄件起首注明：
此等谕内升擢之人皆属拳匪，其非拳匪皆已删除矣。
手札附纸第一页。
庚子五月十四日，清廷改组总理衙门，谕令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派启秀、溥兴、那桐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批注曰：
拳匪中人同入总署，何以载漪、启秀伏罪，而溥兴、那桐并不提及，可怪。
五月十六日，因京师入夏后长期天旱，时值芒种节气，旨派大阿哥溥儁（端郡王载漪之子）前诣大高殿，恭代光绪帝拈香祈雨。批注曰：
载漪谋篡之志显然。
此类批注上多有涂抹痕迹。据文意，均应作于事变以后。其时联军入京，中外停战，交涉和议各款，义和团已被清廷官方定性为“拳匪”，包括载漪、启秀在内的袒拳肇祸诸臣相继遭惩处，作者批语遂指名道姓，更加无所忌惮。
抄录上谕的系日，有个别不确者，连带批注亦产生误会。如庚子七月二十七日上谕：“庄亲王载勋、定昌、英年、苏噜岱著充行在查营大臣，并稽查买卖街事务。”抄件系作九月二十四日。批注据此，而谓：
前月初二日有旨严惩首恶，今日载勋又派差使，可怪也。廿五日载漪入军机，更属奇事。
此处“有旨严惩首恶”，指闰八月初二日惩祸上谕，庄亲王载勋“著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光绪宣统朝上谕档》第26册，第319页），时已在其人“充行在查营大臣”之后。“载漪入军机”，则事见同年八月初七日上谕：“端郡王载漪授为军机大臣。”（《光绪宣统朝上谕档》第26册，第288页）至闰八月初二日，载漪亦奉旨“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著停俸”。从事件逻辑上，战后端、庄二王作为“首恶”被追责惩办，是合乎情势需要的，作者对“拳匪中人”本来怀有成见，因误会上谕时间，故以其二人“派差事”“入军机”为非常可怪之事。
此手札及附录抄件系庚子事变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信内文字事涉秘要，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札文基本整理就绪后，承友见告，此件尝以《某人致某人函》为名录入张黎辉辑《义和团运动散记》，见于《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51-256页）。经核对，该函为手札正文，未及附件，释文间有错漏。今据原稿释读全札，校订文字，酌分段落，并加简要笺注，原札无题名，《庚子手札》系笔者拟定。抄件附纸因有缺失，部分上谕内容不全，今据清宫上谕档加以比照，相应订正系日，补全文字。（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戴海斌
责编 刘小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