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春季会议期间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WEO）。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预测所传递出的关键信息显得尤为紧张：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贸易摩擦升级，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亚太地区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日益凸显。
在美联储推迟降息进程、美国大规模加征关税的背景下，从出口结构、供应链稳定到资本流动和债务风险，亚太国家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宏观政策框架和财政应对能力。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政策如何“稳预期”“强内需”，如何在保持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地时间4月24日，在IMF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独家专访了IMF亚洲及太平洋部副主任托马斯·赫尔布林（Thomas Helbling）。他详细回应了记者关于美国新一轮关税冲击、亚太产业链重构、发展中经济体政策空间、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等多项提问。
赫尔布林指出，虽然亚太地区整体起点相对良好，但在全球经济碎片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短期波动不可避免，长期挑战更加深远。IMF呼吁各国应保持财政纪律，处理好自身事务，并抓住当下窗口期，果断推进结构性改革，提升应对冲击的韧性。他特别强调，结构性改革不应止步于口号，而应在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老龄化应对、数字化转型等关键领域形成政策突破。
滥施关税将扰乱供应链和交付流程
南方财经：在美国政府新一轮关税政策背景下，IMF如何调整对亚太地区的GDP增长预期？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会带来哪些下行风险？
托马斯·赫尔布林：我们确实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也下调了对亚太地区的增长预期。我们现在预测2025年亚太地区的增长为3.9%，2026年为4%。这意味着对2025年的预测下调了0.5个百分点，是一个相对明显的下修。换句话说，该地区的增速将从2024年的4.6%下降至2025年的3.9%。至于下行风险，那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风险确实很大。这既包括近期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也包括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全球贸易体系和贸易安排将走向何方，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下行风险。关税的影响可能会扰乱供应链和交付流程，而政策不确定性也会让投资决策和消费决策被推迟。这就可能导致增长进一步低于我们的预期。
南方财经：新一轮美国关税政策究竟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产业链？
托马斯·赫尔布林：在短期内，我们认为最大的影响将来自于不确定性本身，也就是现在局势究竟将走向何方的不确定性。供应链会进行调整。有一个比喻是把供应链比作“水流”，它们会寻找阻力最小的路径。因此，供应链会根据未来的关税政策和贸易安排进行再配置和调整。目前来看，市场上确实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在投资方面会有所收缩，会观察该往哪里投。贸易流向也会随之调整。因此，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亚洲应推动多领域结构性改革
南方财经：除了刚才谈到的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外，你认为2025年亚太地区还面临哪些风险与机遇？
托马斯·赫尔布林：贸易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亚太地区的经济体整体是非常开放的，过去几年里，出口一直是拉动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在当前这个新环境下，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对未来前景的判断将有所不同。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亚太地区整体具有相对有利的起点。如果我们看宏观经济基本面，很多经济体在疫情冲击后产出缺口已经修复。而在经历通胀飙升之后，目前通胀水平也大体回落到目标区间。甚至在部分国家，通胀过低反而成为问题。正如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所说，每一个挑战或风险也同时孕育着机会。我认为这也适用于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对于各国而言，现在正是重新审视和解决政策问题的契机。
事实上，IMF也在强调各国要增强韧性，关键是要“把家打理好”，并推动果断的结构性改革。我们一直主张在亚洲进行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强化社会保障网络、提升生产率、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领域。这些都是可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并提升内需的重要举措，也同时带来了新机会。
南方财经：你刚才提到，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水平正在逐步回落，但与此同时，美国的通胀仍然相对顽固，美联储也因此推迟了降息节奏。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对亚洲新兴市场带来的金融外溢效应？
托马斯·赫尔布林：关于金融环境收紧以及近期美联储的政策动向，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美联储本身的政策路径，包括其如何应对美国国内的通胀以及政策利率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甚至可能比前者更重要，那就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反应，以及全球范围内风险如何被重新定价。首先就美联储政策而言，不同国家对其影响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取决于这些国家自身的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框架。我们在之前的区域经济展望中曾指出，亚洲国家应当优先依据本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制定货币政策，特别是要关注本国的通胀水平和物价稳定。目前来看，很多亚洲国家的通胀水平已经回到目标区间，有些国家如中国、泰国甚至出现低于目标的情况。因此，在面临贸易冲击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是有空间进行货币宽松的。所以，如果把美联储推迟降息视为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的信号，这一部分影响，亚洲国家是可以通过自身政策来应对的。而更难应对的，是第二方面的挑战，也就是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风险重新定价的问题。风险定价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各国在这方面能做的，就是确保自身金融体系监管健全、具备足够缓冲，以及努力减少系统性脆弱性。
亚太经济体应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
南方财经：在当前复杂背景下，对于亚太地区的经济体，你还有哪些政策建议？
托马斯·赫尔布林：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场贸易冲击是严峻且令人担忧的，IMF也强调了两点建议，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亚太地区。第一是“打理好自己的家务事”（keep your house in order），第二是“推进结构性改革”。亚洲目前确实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我刚才已经提到，当前有必要提升生产率，因为近年来生产率增长已经开始放缓。而要提升生产率，就需要抓住一系列改革机会，比如推动数字化、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优化教育体系，以及为老龄化社会提前做好准备。这意味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使得人们能够延长工作年限，并提高老年人融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此外，还应当进一步开放市场，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特别是在服务贸易领域应减少壁垒，推动区域内部的自由流动。在宏观经济层面，我们还强调了降低失衡、重建财政缓冲。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大量使用了财政政策，因此当前的赤字水平普遍上升。现在正是一个缩减赤字、增加财政空间的时机。当下一轮冲击真正到来时，如果各国能拥有足够的财政政策工具和储备，将更有能力应对。
南方财经：IMF的《财政监测报告》发布会上多次提到全球债务水平过高的问题，你如何看待“高债务”这一问题将对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带来的潜在后果或风险？
托马斯·赫尔布林：高债务确实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从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来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利息支出会在预算中大幅上升。这将挤占本可以用于更具生产性的支出空间。同时，这也让各国财政预算更加容易受到全球利率波动的影响，变得更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制约。此外，高债务还会限制财政政策应对冲击的能力。换句话说，原本可以动用财政缓冲来应对外部压力的空间被压缩了。从更长期来看，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我们确实看到许多国家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仍有增加公共支出的必要。这些支出对长期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然而高债务会对这些必要投资构成掣肘，我们从长期发展的角度也将其视为一个重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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